[11] 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

社会事实作为像自然物一般的外部整体环境，独立于人并对其产生制约，从而影响到行为人。[23]这种辩护策略实际上赋予某种文化传统在某个案件中的正当性，而在法律1.0的一般规范中找不到其身影。

本人在提出实践法律观后一直在致力寻找一个能恰当反映这种法律观的法哲学表述，也曾几次用到实践法哲学一词，但未正式见诸文字。这在后发国家更是如此。五是现实意识的实践论，这种实践论的影响是更大的，它将我们现成的做法等于实践。金融法、财税法，简易程序，谁主张谁举证的制度同质性高，而其存在和适用的社会环境异质性比较强，一套同质的规范不能一体地适用于异质的差序格局，处理不同的事实。[21]法律2.0则是关系的本体，所谓关系的本体，首先指它存在于与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之中，如立法和司法的社会事实，个案事实，这通过应用而发生。

作出正当性判断：发现了是不等于获得应当，前者至多为后者的必要条件。那么，什么是这种生成的新规范？ 概括地说，同时以技术语言来比喻，这种新生成的规范是法律2.0。[2]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10]而处于实践法哲学中的方法又不同于前两者，萨维尼的法律方法与事实无涉，传统法律方法倒是为了解决事实问题，但没有赋予对预设的法律的具体化和个别化的结果以法律的意义，这里讨论的法律方法既解决如何应用有瑕疵的法律1.0，更同时续造出法律2.0。从法律1.0到法律2.0也是一个过程，后者被看作为真正的法律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的，而不是早就存在那里，待人去发现。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简言之，行为、对正当性标准的反思和续造的方法构成了法律实践的三要素。

当法律应当规定而未规定时，就存在法律漏洞。何谓法律是在事实与预设的规范的关系中来回审视而生成的，仅仅去完善制定法远远不够，无论立法者认为在逻辑上多么自洽和在内容上多么正确，制定法只是如一个音乐总谱，一个先行绘制的大厦蓝图。

因为在法律事务中存在事实与预设规范的不对称性，这是其他社会领域的实践所不完全具备的，这一特殊问题使实践哲学要处理的普遍与特殊、规则与例外、一与多的关系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实践智慧或实践能力。一个例子是某人的我死了这个陈述，因为能够说出这句话的行为本身就假定了行为人是活着的。[9][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陈维杭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8-59页。在法律是否明确涵盖事实上看，它们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事实有法律规定，但不明确或不合理。

此立法解释后为《民法典》采纳（第1015条）。然而，当规范禁锢了人的自由与创造性，其本身便成为反思的对象。他跳出拘泥于法律文本表达的理论历史，选取实践历史的视角，发掘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的法律实践，力图更加准确和全面地把握中国法律变迁的实质。参见赖早兴：《美国刑法中的文化辩护及其启示》，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3期。

武建敏：《实践法学：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载《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2期。人是一种自行动的生物，在其行动中有自我调整、自我检验以及示范的功能。

这几种解释方法都需其他学科的支持，文义解释涉及语义学的中心和边缘理论，体系解释得益于系统论的整体和关联的观念，历史学有助于鉴别议会立法辩论的原始记录，从而发现立法者的原意，确定立法者的主观目的是运用哲学的目的论思维和事情的本性理论进行价值判断的结果。它从事实出发并以此为改造对象，但又不屈从事实，成为事实的记录。

这是指应用形式合理的法律而结果实质上不公，当然，程度轻重不一，不能忍受的程度典型为应用撞了白撞的交通法规之类的恶法。应当则在公正（正确）意义上，回答什么是法律？它具有伦理含义：什么应当是作为指引行为的对象的法律，也即，相对于不公正的法律，什么应当是公正的法律，而无论其形式如何。理解不是主体的独白，而是主体之间的论辩、对话和沟通，理解具有主体间性：理解者与规范的作者（立法者），此理解者与彼理解者，有时媒体和大众也参与其中。摘要：实践法哲学是关于如何将预设的法律续造成具体此在的法律的学说。本土资源论、历史-法律史研究、法律的经济分析，法治实践学派等是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这五种意识实践论的理论形态。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将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思辨的天国降到现实的人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但法律2.0是反思法律1.0的结果，是事实与预设的规范相互形塑的产物，当然，与工业4.0替代工业3.0不同，法律2.0不仅不能像代际更替那样取代法律1.0，而且永远是从法律1.0中生发出来的。朱庆芳：《社会和谐指标体系综合评价和分析（1978—2006）》，载《科学与现代化》2007年第4期，第84-105页。

为何实践之于法律2.0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不同于科学的对象——自然界是恒定不变的，人文社会学科处理的人的世界从来都不是一个既定的世界，一个等待去被观察、被发现、被研究、被证实的客观世界。规定也是否定，行动不止于做。

表3个案续造中多学科知识介入的方式 四、法律2.0的特征 揭示出两种不对称性和找到解决不对称性的方法和交叉学科视野，目的是要回答我们每天面临的问题——何谓法律？从上文可见，何谓法律是如何在事实与预设的规范的关系中来回审视而生成的。[25]关于实践法哲学概念的形成，早先有乔克裕提出了实践法学的概念，后又有武建敏的实践法哲学概念的问世，概念是思维的工具，同时是思想的结晶，实践法学准确地反映了从中国实践出发，面向实践的思想，实践法哲学也是对这种主张的概括，但哲学化程度更高一些。

法律是关于人如何行为的规范，但现代法律中的人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或以理性为标准的拟制，TA被赋予了自主、自利、善于计算、不为感情所动、怀疑良善与信用等品格，是被学者们建构的善良家父理性人理智的人普通人一般人平均人标准人，[17]尽管这些称呼在抽象程度上有些微差别。主要见其[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参见[法]埃米尔·迪尔凯姆（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5、28、32、33-34页。[13]这里借用的数据都是国外学者如亨廷顿、多伊奇、布莱克等人长期研究的成果，参见[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作为判断根据的不是预设的法律1.0的一般规范，而毋宁是被判断者主体化了的个别规范，任何的判断都不是直接依据预设的一般规范的判断，而是依被正确理解的一般规范或被正确续造的一般规范的判断。对规范的认识受到行为的某种限制，同时规范又具体形塑着行为。

[31]例如，实际上，实践社会学是现代实践哲学扩散到社会学中的反映。转引自同前注[15]，史蒂文·瓦戈书，第252页。

有中国学者借用国外的指标体系研究了从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个时间段中国的社会变化率，他们得出的结论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从1953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这25年的年社会变化率是2.4%，比20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要高。实践哲学存在在学科和方法两义，本文主要不是在学科意义上而是在方法意义上理解实践哲学的。

法律的具体此在形式终究存在于个案之中，因为法律的功能是指引行为，个案的事实需要法律来裁判，而人们手头拥有的纸上的法律是事先预设的，抽象的，与个案事实有差距，所以，即便将外来法律1.0续造成的本土的法律2.0，它对于个案事实而言，仍是抽象的预设的法律1.0，身处彼岸，不是此在的法律2.0。商法中的商人即我国立法中所称的经营者。唯有如此才可实现法律续造这或生成法律2.0。另外，对国际标准的采用主要发生在如产品或服务、公司治理、金融监管、反洗钱和恐怖分子，融资、商业贿赂、信息透明度、证券监管、保险监管、会计和审计、破产等领域。

持反向立场的事实法律观则认为预设的规范什么都未做，一切必须重新开讲，存在于自然法、制定法之外的经济、文化、利益、意识形态、权力、法官情绪等实存性因素，直接影响到判决和行为，什么是法律，在于法律人的非认知性决断，因而，事实法律观属法律决断主义。[20]这就需要研究什么是当今通行的汉族姓氏习俗？汉族姓氏习俗是一成不变的吗？汉族姓氏习俗都是正当的吗？习俗的多数性与少数人的例外的关系如何？在此，伦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和方法汇聚一堂。

[4]是在与非法律相区别意义上，回答什么是法律？它具有认识论含义：什么是作为认识和描述的对象的法律，也即，相对于非法律，什么是法律。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

因此，实践法哲学着力于法律的生成性，将预设的法律即法律1.0更多地被视作开放的、未终了的、有待具体化的规范总谱，应用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像演奏者一般的法律应用者。而方法意义的实践哲学是一种从实践出发来理解哲学或事情的学说，[29]它试图将传统的主体与客体、结构与行动、规则与适用、个人与社会通过实践融合起来。